教育培训纠纷案件评析 << 对中外合作办学问题的理性思考 | 新东方上市记 >> 
 发布日期:2007/7/2 9:52:16 发布者:[姜山]  来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浏览:[]  评论:[ 字体:   
         合作办学中学校应认定为培训服务合同主体──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永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昂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
    在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情况下,如合作他方单独对外签订了培训服务合同,发生纠纷时可能产生“学校是不是培训服务合同主体”的争议。本院通过审理本案认为,由于合作办学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高校在合作办学中对外承担主要的教育培训义务,因此,即使学员的培训服务合同是与参与合作办学的社会力量直接签订,只要有证据证明学员有理由相信其接受的是高校提供的培训服务,高校仍然应当认定为该培训服务合同关系的主体,与合作他方共同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
【案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下简称交大)的内设机构成人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成教院)与上海昂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简称昂赛公司)在2004年8月21日签订了一份《中国零售行业工商管理(EMBA)高级研修班合作协议书》,就双方在合作项目“中国零售行业工商管理(EMBA)高级研修班”(以下简称“研修班”)中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交大成教院负责提供项目报批、广告招生、教学场地、结业发证等,昂赛公司负责课程设置、师资安排、日常管理等。同年8月24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了成教院的招生广告。招生广告载明“研修班”由成教院主办,昂赛公司协办;报名联系人的地址、电话及其单位名称均是昂赛公司;开班时间为2004年11月上旬,上课地址在交大校园内。广告还有课程设置和学员完成全部课程的颁发“研修班”结业证书的内容。
    “研修班”于2004年11月19日在成教院开学,上海永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下简称永乐公司)派人参加了旁听。此后,永乐公司与昂赛公司于同年12月16日签订了一份《培训服务合同》,约定甲方永乐公司派员参加由交大成教院主办、昂赛公司协办的研修班,培训费用为人民币70,000元;非永乐公司原因导致培训项目无法实施或完成的,永乐公司有权终止合同,昂赛公司应向永乐公司全额返还培训费。昂赛公司于签约次日向永乐公司开出了培训费发票,永乐公司于当月21日将70,000元培训费划入昂赛公司帐户内。昂赛公司曾开出载明出票日期为2004年12月21日、金额为70,000元、收款人为交大的支票一张,并向交大交付,交大于23日提示付款后入帐。
    此后,“研修班”未继续授课。实际上,交大和昂赛公司在2004年12月23日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约定终止“研修班”合作项目。为此,双方于当月27日签订了一份《关于终止“研修班”备忘录》,称经双方于12月23日协商,决定该项目终止,已收费用由原收款方在10个工作日内原额退还。此后,交大在当月31日用贷记凭证向昂赛公司划款70,000元,而昂赛公司没有向永乐公司返还70,000元培训费。

【审判结论】
    一审判决:
    一、昂赛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永乐公司返还培训费人民币70,000元;     二、交大对昂赛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意见】
    近年来,各类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充分利用其教育资源优势,向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服务,既为公众选择接受教育、学习各类知识提供了门路,也充分发挥了教育资源的作用,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由于以办学方式向社会公开提供教育培训服务需要相关资质,而教育机构往往受到资金、人员等方面的限制,因此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的作法应运而生。在对外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参与合作办学的社会力量以自己的名义与学员签约的情况,而一旦因培训服务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学员一般要求学校与签约单位共同承担责任,这就引发了“学校是不是培训服务合同主体”的争议。我们认为,由于合作办学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学校在合作办学中对外承担主要的教育培训义务,因此,即使学员的培训服务合同是与参与合作办学的社会力量直接签订,只要有证据证明学员有理由相信其接受的是学校提供的培训服务,学校仍然应当认定为该培训服务合同关系的主体,与其他合作方共同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
    一、合作办学中产生的培训服务合同纠纷往往涉及两个合同关系
    一是办学方与学员之间的培训服务合同。培训服务合同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并无书面合同,以“招生简章”和报名、录取、通知、上课等行为作为确认合同成立和合同权利义务的依据;有的由办学方共同与学员签订书面合同;有的由参与合作办学的社会力量负责与学员签订书面合同,等等。本案中永乐公司与昂赛公司签订的培训服务合同,即属于上述第三种形式。不论以何种形式成就教育培训服务合同关系,作为办学一方的合同主体范围应当以在合同中是否承担主要义务而确定。
    二是高校与合作办学方之间的合作合同。此类合同主要约定参与办学合作各方之间的分工以及利润分配等事宜。如同本案的合作合同中所约定的,高校的主要合同义务一般是负责培训班的立项、报批、招生广告报批、结业发证等,这些都是必须由有资质的教育机构才能完成的事宜;而直接出面对外组织生源、办理招生录取手续、收费、签订培训合同等事务性工作往往由参与合作的社会力量负责,在特定的合作方式中,某些参与办学的社会力量甚至负责教学场地安排、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配备等教学活动的组织工作。合作合同约束合同内部各合作方的权利义务,通过其形成一个办学联合体,对外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从表面看,合作合同只具有对内效力,但它同时是对外提供培训服务的基础。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将合作合同与培训服务合同割裂开来,合作合同是确定办学方合同主体范围的依据。
    二、高校在办学合作关系中一般承担与办学有关的主要工作,是不可否认的办学主体
    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与教育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均规定,教育应当由相应等级的学校或教育机构实施。也就是说,必须是那些具有从事教学科研活动资质的主体才有资格对社会提供符合其办学资质水平的教育培训服务,一般商业主体无权直接从事教育培训服务活动。近年来,为了缓解社会教育需求与学校、教育机构办学力量不足的矛盾,合作办学的形式应运而生。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学校或教育机构作为具有从事教育培训资格的主体,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最能体现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特征的义务,如:完成培训项目的立项审批,以自己的名义对培训项目进行广告宣传,发布招生信息,以自己的名义提供教学培训服务,颁发毕业证书或者其他培训证书,等等。因此,学校承担了办学方最主要的合同义务,是教育培训服务合同不可否认的主体。
    反观参与办学的社会力量,虽然此类主体在实际的教学活动组织中可能承担了大量本应当由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承担的义务,但限于办学资质的缺乏,其不可能单独成为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的办学主体,在对外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合同中只是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从表面上看教育培训服务合同存在于参与办学的社会力量和学员之间,也不能因此否定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合同主体地位。否则,就未能看到此类办学关系的实质内容,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判断失之机械了。
    三、即使参与合作办学的社会力量单独对外签订合同的,高校也应当视为该培训服务合同的主体。
    本案中,永乐公司是与昂赛公司直接签订合同的,交大认为其与永乐公司并未成立教育培训服务合同关系。我们注意到,“研修班”系由交大成教院主办、昂赛公司协办的,双方具有合作关系,分别承担“研修班”培训服务的部分义务。交大成教院不但承担了办学方的主要义务,而且对社会发布了招生广告,明示了其与昂赛公司的合作关系,并且指引学员到昂赛公司处办理报名手续。永乐公司正是看到了交大成教院的招生广告,为获得交大的“研修班”培训服务,才根据交大成教院的广告指引与昂赛公司签订《培训服务合同》的。而永乐公司此举应当说主要是基于对著名高校――交大的办学力量和培训质量的信赖,该合同的内容亦完全是围绕“研修班”培训服务关系约定的。永乐公司作为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无论是从相关法律规定判断,还是从培训服务合同的主要义务承担者判断,均有充分的理由将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作为向学员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办学主体。可见,交大成教院与昂赛公司共同对外提供“研修班”培训服务,都是该合同的办学主体,应当共同承担因该服务关系产生的责任。因此,虽然交大成教院不是在该合同上签字的当事人,现因其与昂赛公司的原因造成不能按照原先约定提供培训服务,其仍然应当与昂赛公司共同对永乐公司承担退还培训费的责任。同时,鉴于交大成教院属交大的内设机构,故应由交大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吴建华、罗势全、罗文开与佛山市黎明电子技术培训学校培训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华,男,198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珠江管理区珠糖三路二巷二梯402房。

  委托代理人黄婉莉,佛山市禅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势全,男,197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禅城区新安街25号206房。

  委托代理人谢龙,男,198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塘坪镇新陂管理区黄龙村二巷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文开,男,194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禅城区新安街25号206房。

  法定代理人罗势全,系罗文开的儿子。

  委托代理人谢龙,男,198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塘坪镇新陂管理区黄龙村二巷2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黎明电子技术培训学校(以下简称“黎明学校”)。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影荫路启聪学校D号楼。

  法定代表人罗永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黎明电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黎明公司”)。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大福南路恒福花园10号之12铺。

  法定代表人罗永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永全,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高要市金利镇六村,因涉嫌偷税被逮捕,现在押于佛山市看守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映雪,女,197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安县茶洞镇水松村。

  上诉人吴建华、罗势全、罗文开因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03)佛禅法民一初字第1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建华的委托代理人黄婉莉,上诉人罗势全、罗文开的委托代理人谢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1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签订了1份《培训合同》,合同附件为《招生简章》,其中约定:原告交付2万元学费,参加黎明学校主办、黎明公司协办的技术培训班,原告接受培训的期限为2年零2个月,其中第1-9个月在校学习,第9-14个月在维修公司实操,第14- 26个月在公司实操培训1年,实操培训期间在维修公司见习享受公司员工同等待遇,保证原告4个月至1年的收入可收回全部学费2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补够。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依约交付了学费2万元,并进校接受培训,完成了14个月的在校、公司的(理论、实践)学习阶段和12个月的实操培训阶段。原告在实操培训阶段共收取了工资2800元。黎明学校向原告颁发了毕业证书。2003年3月13日,黎明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将部分广州公司的员工调回佛山公司工作,由佛山公司优先安排实操阶段的工作,员工从同年3月开始至实操培训阶段结束(以培训合同签署日期为准),其薪酬按每月1200元保底计算等。同年8月 12日,佛山黎明公司又发出《通知》,内容为公司和学校对下岗维修师、实习生进行分流安置推荐单位,要求下岗维修师、实习生报名,逾期报名或不报名者,公司和学校不推荐就业,实行无薪放假1年的安排等。2003年8月18日佛山市禅城区教育局作出了《关于对佛山市黎明电子技术培训学校作出暂时停止招生的处理意见》,内容为:“学校从即日起立即停止招生,并立即停止发布有关招生简章及宣传广告;按申办标准,你校属于非学历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没有资格颁发毕业证书,从即日起立即停止颁发毕业证书”。基于上述情况,原告以及其他黎明学校的学员认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不能兑现培训合同中的承诺,构成违约,要求两被告返还2万元,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黎明学校于2000年4月25日经佛山市教育委员会审批,领取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2001年 3月26日经佛山市民政局复查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举办者为黎明公司,办学层次为中级职业教育,开办资金5万元。黎明公司于1998年10月5日经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经济性质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8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罗永全,股东为罗永全、罗文开、罗势全、肖映雪。这 4人的关系为:罗文开系罗永全和罗势全的父亲(无民事行为能力),罗永全与肖映雪系夫妻关系。2003年8月7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罗永全和肖映雪。罗永全、罗文开及肖映雪作为股东,于2002年3月4日在广州注册成立了广东黎明电子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罗永全。2003年7 月23日该公司变更股东为罗势全和罗文开。2002年9月25日该公司设立了深圳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罗湛全。在审理中经提审罗永全,其陈述黎明学校所收学费,有部分借给了广东黎明电子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具体数额记不清,有300万至400万元借给了深圳分公司。诉讼中,佛山市中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 份审计《报告书》。第1份《报告书》即被告的证据6,其审计结论为:黎明学校2002年度在校学员人均每天应负担费用支出为18.06元。第2份《报告书》即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4,其中认为黎明公司的会计帐务处理未作区分,无法界定公司成本费用属性;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原始凭证难以翻查;会计核算不规范,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无法确认;内部缺乏有效的监控,财务管理相对混乱。因此对原告方在黎明公司实践5个月及实操培训12个月期间的费用支出无法发表审计意见。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与被告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及附件《招生简章》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民法原则,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中黎明学校经佛山市教育委员会审批,领取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为民办非企业单位;黎明公司经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两被告均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培训合同》及附件《招生简章》中约定“保证原告4个月至1年的收入可收回全部学费2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补够”,该约定是黎明学校、黎明公司两被告的合同义务。现在原告已完成了学习和实操培训阶段,但仅收取了2800元的工资,未达到2万元的合同承诺标准,两被告也未予以补足,应认定为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原告起诉请求两被告支付赔偿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黎明学校、黎明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共同赔偿原告的实际损失。黎明学校和黎明公司答辩认为学员实习完毕后要通过考核才能上岗,上岗后实操如达到水平才能领取工资,故原告没有请求补偿的条件,这一抗辩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赔偿数额问题。赔偿是对当事人因对方的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培训合同,原告依合同的约定支付了2万元学费,但不能就此认定这2万元学费就是原告的实际损失,因为原告在履行培训合同中掌握了一定的电子电器产品维修技术和知识,即从合同履行中获取了一定的利益,原告依约应支付获取利益的合理费用。因此将原告学习实操期间所支出的费用及所收取的工资扣减后的数额,才是原告的实际损失。故被告方提出若进行赔偿则应扣减原告在学校学习和在公司实操阶段的实际费用支出,要求合理,其中在学校学习时的实际费用支出,已经审计有确定的数额,为18.06元/天×270天=4876.20元,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在公司实操阶段的实际费用支出,经审计无法确定,对此部分的请求,本院不予认定。据此,原告获赔的赔偿金应为2万元减9个月在校费用支出 4876.20元,再减去原告已收取的工资2800元,为12323.80元。对原告超出此数额的请求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方认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存在巨额资金流向不明,抽逃资金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形,要求公司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问题。虽本案现有证据尚未能确切认定被告抽逃资金的数额,但不能因此免除公司股东在本案中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一,从原告提供的证据9证明:2001年黎明学校共招生299人,收入学费598万元,而在(2001 年度)广东省社会力量办学年度检查报告书的收入支出表中载明的事业收入仅为78.0192万元,仅这一证据已显示黎明学校存在部分资金流向不明的情形。其二,从本院委托佛山市中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得的审计《报告书》证明:黎明公司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财务审批制度不健全,如大量费用支出单证仅一人盖章,无授权人签名;部分会计凭证所附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要求,缺乏合法有效的单证,如部分费用支出项目以白单收据、现金支出单予以支出,而无合法有效的发货票等,仅这一证据又显示黎明公司存在内部缺乏有效的监控,财务管理相对混乱的情形。其三,从原告提供的证据13,即原告申请本院向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收集的黎明公司登记资料证明:黎明学校和黎明公司成立时是以家庭成员作为公司股东,实际属于家庭式经营,其组织机构混合,业务混同,财产混杂。这些证据又显示黎明学校和黎明公司存在企业财产与股东财产难以划分清楚的情形。其四,从原告提供的证据14,即原告申请本院向佛山市禅城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查收集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罗永全的笔录证明:黎明学校和黎明公司的财产由股东随意支配的事实,仅罗永全自认,黎明学校所收取的学费,有部分转到广东黎明电子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具体数目记不清,有300万至400万元转到深圳分公司。这些证据又显示黎明学校和黎明公司的股东存在随意抽取财产的情形。据此,足以证明黎明公司股东违反了我国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关于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造成公司人格独立性丧失,其行为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公司股东的上述行为直接影响了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的债权人实现债权,使债权人难以获得赔偿。为平衡原告等债权人与黎明学校、黎明公司、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体现法律的公平,本案应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否认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罗永全、罗势全和肖映雪应承担公司的债务,对公司向原告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罗势全辩称其2001年已离开公司,在工商登记资料中罗势全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这一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罗文开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罗文开作为公司成立时的股东,现其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他作为公民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亦应承担民事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民法原则,依法应在其享有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六被告认为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起诉时以经济困难为由向本院申请免交诉讼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申请减免诉讼费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是否缓、减、免,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的规定,本院决定免予收取原告诉讼费。被告黎明公司、黎明公司、罗势全和肖映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佛山市黎明电子技术培训学校和佛山市黎明电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四十日内向原告吴建华赔偿12323.80元。其中在十日内支付3000元,余款 9323.80元在三十日内支付。二、被告罗永全、罗势全、肖映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罗文开在其所有的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8元,财产保全费192元,合计890元,原告应承担236元,免予收取;被告佛山市黎明电子技术培训学校和佛山市黎明电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承担654元。

  吴建华、罗势全、罗文开不服上述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吴建华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正确、判决数额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黎明学校和黎明公司于2001年7月15日签订培训合同至2003年9月15 日已合同培训期满。但两被上诉人只提供对外有偿服务机会,获取工资2800元,按合同约定及被上诉人的承诺,保证上诉人4个月至1年的收入可收回全部学费 2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补够)。这2万元是对上诉人可得利益的约定,在合同履行完应兑现,原审法院也认为上诉人签订的《培训合同》及附件《招生简章》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民法原则,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所以上诉人获得的赔偿金额应按合同约定为2万元减去实操期间工资收入2800元,为17200元,不存在要扣减学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赔偿数额为17200元。

  上诉人罗势全上诉称:黎明公司是于1998年12月5日经佛山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股东是罗湛全、罗永全,2002年年中,登记股东变更为:罗永全、罗势全、罗文开、肖映雪;2003年7月,登记股东再次变更为:罗永全、肖映雪。在办理黎明公司的工商登记过程中,上诉人从来没有在任何相关文件上签过字,也没有向黎明公司投资过一分钱。据此,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黎明公司的股东,也就不应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2.判令吴建华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吴建华答辩称:罗势全认为其没有签名就不是股东,该理由不成立。1.因为在一审时从工商登记部门提取的资料反映,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必须提供本人的身份证,而从工商登记中可以知道当时罗势全已经提供了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而且在工商登记的校对章中也注明了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2.黎明公司开办有四个股东,根据佛山市禅城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的调查资料中几个股东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均证明罗势全是股东,而且罗势全亦知道自己是股东。3.因为黎明公司是家庭式的经营,股东之间也是家庭成员,所以罗势全本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股东。4.罗势全一审时称在2001年其已经离开了黎明公司,但是从整个庭审的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罗势全离开了黎明公司,而且不是公司的股东。5.罗势全是广州黎明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广州黎明电子公司与黎明公司是捆绑式经营,广州公司的资金是从佛山公司划过去,而且广州公司的人员调派也是从佛山公司的人员中派过去的。既然罗势全是广州黎明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他应当知道自己是黎明公司的股东。

  上诉人罗文开上诉称:上诉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外的一切民事活动都是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的。虽然上诉人作为公民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也依法承担民事义务,即使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依法也应该在其享有的黎明公司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应是在上诉人所有的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且在办理黎明公司的工商登记过程中,上诉人从来没有在任何相关文件上签过字,也没有向黎明公司投资过一分钱。据此,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黎明公司的股东,也就不应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2.判令吴建华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吴建华答辩称:罗文开虽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是罗文开作为公民,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其应当在其所有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罗永全、肖映雪未作答辩。

  上诉人罗势全在二审期间提交下列证据: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物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在工商登记的相关资料上“罗势全”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因此罗势全不是黎明公司的股东。

  上诉人吴建华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虽然笔迹不是罗势全的笔迹,但并不能证明罗势全不是黎明公司的股东。

  被上诉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罗永全、肖映雪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上诉人吴建华、罗势全、罗文开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建华与被上诉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及附件《招生简章》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双方在《培训合同》及附件《招生简章》中的约定,“实操培训期间在维修公司见习享受本公司员工同等待遇,保证上诉人4个月至1年的收入可收回全部学费2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补够”。但上诉人吴建华在完成了学习和实操培训阶段后,仅收取了2800元的工资,未达到20000元的合同承诺标准,两被上诉人也未予以补足,故应认定被上诉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被上诉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共同赔偿上诉人吴建华的实际损失。但是对该实际损失的认定也应合理。由于本案属于教育服务合同,该合同在履行期间,被上诉人黎明学校、黎明公司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上诉人吴建华亦在此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该种知识和技能是上诉人可终身享有的财富。因此上诉人吴建华应支付获取利益的合理费用。原审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将上诉人吴建华学习实操期间所支出的费用予以扣减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吴建华提出不应扣减学费的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罗势全上诉认为其不是被上诉人黎明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的问题。首先,从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罗永全、肖映雪进行刑事侦查所作的各类笔录材料反映,从2001年开始,黎明公司的股东有四个,分别为:罗永全、罗势全、罗文开、肖映雪。直到2003年8月,罗势全才不再作为黎明公司的股东,转为广东黎明电子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次,从黎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反映,2001年9月28日该公司变更股东为罗永全、肖映雪、罗势全、罗文开时,提供了罗势全的身份证原件,交由佛山市企业事务中心核对。罗势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提供身份证原件的法律后果,罗势全提供身份证原件并交由他人代为办理有关变更股东登记的行为,足以证实其知道自己作为黎明公司的股东进行登记的事实。最后,黎明公司属于家族式经营,公司的股东由家庭成员组成,罗势全自己也承认曾在黎明公司工作,罗势全在工商登记中登记为黎明公司的股东长达三年时间,对此情况罗势全不可能不知情。综上分析,可以认定罗势全是黎明公司的股东。罗势全虽未在黎明公司有关的《股东会决议》等工商登记资料中签名,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其作为黎明公司的股东身份。罗势全以其没有在黎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签名,也未向黎明公司投资为由,认为其不是黎明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罗文开上诉提出不应在其所有的财产范围内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以及其不是黎明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本案中,上诉人罗文开虽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照法律规定,其依法享有民事权利,也应依法承担民事义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应当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本案中,由于黎明公司、黎明学校存在巨额资金流向不明、抽逃资金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形,而且黎明公司、黎明学校属于家族式经营,公司的股东由家庭成员组成,公司与股东之间人格混同,公司与学校以及广东黎明电子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深圳黎明电子公司之间财产混同。黎明公司股东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中关于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上诉人罗文开应以其所有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恰当。上诉人罗文开认为应在其享有黎明公司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应在其所有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本案中,上诉人罗文开虽无民事行为能力,但仍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民事活动。因黎明公司的股东均由家庭成员组成,而上诉人罗文开的法定代理人罗势全亦是该公司股东之一,且罗文开与罗势全是同时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因此对上诉人罗文开是股东的事实其法定代理人应当知情,由于其法定代理人一直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其法定代理人认可上诉人罗文开是股东的事实。因此上诉人罗文开提出其不是黎明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98元,由上诉人吴建华负担 200元,上诉人罗势全、罗文开负担498元,本院决定免予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麦 洁 萍

  审 判 员 杨 恩 敏

  审 判 员 黄 学 军

  审 判 员 罗 睿

  代理审判员 吴 健 南

  二○○四年六月九日

 
                      

                           北京熙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海天培训学校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4)海民初字第7082号

  原告 北京熙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日坛东路6号。
  法定代表人 张洪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许藤,男,汉族,北京熙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设计总监,住北京西大望路34号。
  委托代理人 许明君,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 北京市海淀区海天培训学校,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应物会议中心B座。
  法定代表人 王启富,校长。
  委托代理人 魏义虎,男,汉族,北京市海淀区海天培训学校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青云里满庭芳园A座1308室。
  委托代理人 姚丽,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熙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熙川公司)诉被告北京市海淀区海天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海天学校)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熙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藤、许明君,被告海天学校的委托代理人魏义虎、姚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熙川公司诉称,2003年5月至10月期间,海天学校两次邀请我公司为其设计标徽,同年11月7日,我公司向海天学校提交了设计作品,并提出该设计的价格为15000元,对方声称会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该设计并通知我公司。后海天学校在未与我公司协商、未通知我公司的情况下,擅自在其网站及其他宣传材料上大量使用该设计作品。直至2004年3月,我公司才得知该设计作品被其非法使用。海天学校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公司的著作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海天学校:1、停止使用我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标徽;2、在侵权行为地的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公开道歉;3、赔偿经济损失75000元、律师费5000元。
  被告海天学校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我校是委托许藤设计校徽,向我们提供设计方案的也是许藤,我们并不知道熙川公司,许藤也未以该公司名义向我们提供设计,在以往与我们的交易中,许藤用的也是其个人名义,因此,与我们存在合同关系的是许藤个人,而非熙川公司;2、本案属合同纠纷,并非侵权纠纷。许藤向我校提交设计方案时,要求支付15000元的费用,我们认为太高,没有答应,后来许藤说让我们无偿使用,只要今后给他介绍一些业务。我们正是基于他这种表示才使用了这个设计方案。即便许藤不承认曾同意我们无偿使用,我们也认为,价款没有达成协议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合同的成立,价款可以双方继续协商或者按照通常行业惯例来认定,我们顶多应当承担支付合同价款的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针对海天学校的答辩意见,熙川公司认为,本案并非合同纠纷,理由如下:我公司交给海天学校设计方案时明确提出了15000元的价款,这是一种要约行为,但海天学校并未接受这个价款,也没有承诺使用这个设计方案,事后双方仍未就价款形成一致意见,海天学校也没有通知我们它要使用该方案,因此合同并没有成立。我公司也从未表示过由其免费使用上述设计方案。
  原告熙川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标徽设计方案,以证明熙川公司对该设计享有著作权;2、证人李大伟的证言;3、从海天学校网站下载及搜集的宣传材料,以证明海天学校对涉案标徽大量使用的情况;4、录音资料,以证明熙川公司是应海天学校的招标为其设计标徽,并向海天学校主张过15000元的设计费用,后海天学校在未通知熙川公司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该标徽;5、律师代理费发票(金额为5000元);6、8家广告公司的设计费报价单,以证明广告公司对标徽设计的收费一般在1至5万元之间。
  经原告熙川公司申请,本院依法传唤了证人李大伟(男,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生,住该校品园5号321室)出庭作证。李大伟陈述,其在海天学校工作期间,曾经见过许藤几次,也去过许藤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挂着个牌子,具体名称记不得了。有一天,其看到许藤到海天学校送设计资料,当时在场的有魏义虎和学校其他几个老师,还有许藤的一个女同事。许藤提出要15000元的设计费,说如果海天学校不用这个设计,就不收钱,如果用了就要给钱,魏义虎说标徽设计价格也就几百元,最多1500元,许藤坚持要15000元,当时双方对于价格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海天学校这样表示:如果用,就通知许藤。之后其离开现场,对双方后来的谈话情况就不清楚了。
  海天学校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证人周海文的证言;2、证人邓玉宝的证言;3、证人邹广顶的证言;4、13份报价单,以证明徽标设计的市场价格为300至1000元左右;5、许藤曾经为海天学校设计的3份广告图及设计费用收条,证明许藤与海天学校以往交易时均是以其个人的名义。
  经海天学校申请,本院依法分别传唤了以下三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周海文(男,汉族,海天学校工作人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西苑骚子营大街13号)、邓玉宝(男,汉族,个体司机,住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海浦公寓3门6号)、邹广顶(男,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332楼车库公房)的陈述证明,许藤到海天学校送设计图时,魏义虎对设计不满意,当时双方没有谈好价格,海天学校认为图案没有学校文化气息,不想用,后来许藤说就算给海天学校帮忙,送给海天学校用了,以后有业务能再到他那里做就行。周海文的陈述还证明,许藤是以个人名义与海天学校联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3年5月,海天学校经理魏义虎与许藤联系设计海天学校的校徽一事。同年11月7日,许藤来到海天学校,将校徽设计方案交给魏义虎,并要求收取15000元的价款,魏义虎表示不同意,双方未就价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当日,许藤将该设计方案留在魏义虎处后离去。此后,海天学校对校徽设计修改增加了一个圈,并在其网站页面及其他宣传材料上使用了上述修改后的校徽设计方案。
  上述事实,有熙川公司提供的证据4,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熙川公司、海天学校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
  一、关于许藤是以个人名义还是熙川公司名义向海天学校提交校徽设计方案的问题。
  熙川公司认为,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是许藤交给海天学校的设计方案底稿,上面标明了该公司名称,能够证明许藤是以该公司的名义向海天学校提交的校徽设计方案。海天学校认为,许藤向其提供的校徽设计方案上并未标明熙川公司,该证据是熙川公司对原设计底稿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能证明是以单位的名义向其交付了底稿。而且许藤与海天学校以往交易时均是以其个人的名义。诉讼期间,海天学校表示无法出示许藤曾交付的底稿。
  二、关于海天学校是否就校徽设计一事进行过公开招标。
  熙川公司提出,海天学校曾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校徽设计方案,当时有很多公司竞标,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海天学校对此事实表示否认。
  三、关于海天学校是否表示过如果使用该设计方案则先通知许藤、许藤是否向海天学校表示过免费赠送设计方案。
  熙川公司提出,许藤将校徽方案交给魏义虎当日,魏义虎没有说一定用这个方案,价格也没有谈妥,只说如果用的话以后会通知他。
  海天学校则称,许藤交方案当日,因为其提的价格太高,魏义虎当即表示“太贵了,不想用”,许藤就说这次就算免费帮忙设计,一分钱也不要,以后再有业务都介绍给他做就行了。并认为证人周海文、邹广顶、邓玉宝的证言能够证明该事实。熙川公司认为上述证人均与海天学校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熙川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以及该公司是否已经许可海天学校使用涉案校徽设计方案。
  关于第一个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七十五条规定,如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当中,海天学校否认许藤交给其的校徽设计方案上标有熙川公司字样,并据以主张许藤是以个人名义与其发生此次业务,但熙川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载有该公司名称的校徽设计底稿,在此情况下,海天学校最便捷的反驳证据就是当初收取的校徽设计方案原件,但其却未向法庭提交该原件乃至其他相反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力的相应后果。
  诉讼期间,许藤设计校徽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问题在许藤与其单位熙川公司之间并无争议,在单位与个人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会存在权属争议。
  尽管海天学校还提交了以前与许藤个人业务往来的相关证据,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许藤此次设计校徽仍是其个人行为。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定许藤是代表熙川公司向海天学校提交校徽设计方案的,上述校徽设计方案的著作权归属于熙川广告公司。因此,本院不能支持海天学校关于许藤是以个人名义设计校徽、熙川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
  关于第二个焦点。尽管当事人双方对海天学校是否就校徽设计一事进行过公开招标、是否表示过如果使用该设计方案则事先通知许藤,以及许藤是否向海天学校表示过免费赠送等具体事实各执一词,但对如下几个情节并无争议:第一,海天学校向许藤提出了设计校徽的要求,许藤答应、设计并提交了该校徽设计方案;第二,许藤向海天学校提交设计方案时,明确提出了15000元的价款要求,但海天学校没有答应,双方当时就价款问题未形成最终一致意见;第三,许藤将设计方案留在了海天学校;第四,海天学校使用了许藤的设计方案。上述情节表明,当事人双方之间实际上不仅已经成立了一个委托设计合同,且合同处在履行阶段,委托涉及的主要标的─校徽设计方案已经完成并交付。据此,熙川公司作为受托方,向海天学校提交委托作品后,海天学校作为委托方,有义务向熙川公司支付相应价款。关于合同的价款,在通常情况下,交易双方大多在合同成立之时即作有明确约定,但也不排除到合同实际履行时再约定价款的情形。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双方具有订立合同的合意,即便是将价款问题留待日后进一步协商,也并不妨碍该合同的成立。我国《合同法》规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仍不能就价款问题达成补充协议,则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当中,在海天学校向熙川公司发出委托设计要约,熙川公司对此表示承诺之时,双方尚未就委托设计费用问题进行协商,但这并不影响双方委托设计合同的成立。事实也表明,熙川公司的确设计并向海天学校提交了校徽设计方案,只是在该合同履行到这一阶段时,双方仍未就价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熙川公司向海天学校交付设计方案并提出15000元价款的行为,并非一种要约行为,而是其在履行上述委托设计合同过程中和对方商议价款的行为。基于委托合同的性质,受托方在将委托作品交付委托方之时,必然包含了许可委托方使用该委托作品的意思表示,因此,熙川公司在将其完成的委托作品交付委托方海天学校之时,实际已经对海天学校使用该作品表示了许可。
  尽管熙川公司当庭否认双方委托设计合同的存在,并称其向海天学校交付设计方案是基于海天学校的公开招标,但这与其诉讼请求中有关“被告两次邀请原告为其设计标徽”的陈述显然矛盾,且其并未提交证明海天学校招标行为的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也就不能认定其交付设计方案的行为是针对招标这一要约邀请行为所进行的要约。
  熙川公司还称,其将设计方案交给海天学校,并不等于同意海天学校可以随意使用该设计方案,而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同意支付给其15000元的价款。但事实却是,在海天学校已就15000元的价款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熙川公司并未作出禁止海天学校使用上述方案的意思表示,而是将该方案留在海天学校后离去。这说明,熙川公司还有与海天学校继续协商价款的意愿,双方合同并未就此终止。
  熙川公司又称,其虽然将设计方案留在了海天学校,但海天学校也说过“会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并通知他”,但该项事实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况且,即便熙川公司的上述说法是真实的,作为一个思维正常的合理人,在一个月后海天学校仍未作任何答复情况下,理应就此问题与海天学校联系,而其却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过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熙川公司对海天学校使用其作品,甚至可能是先使用作品后支付价款的做法,是存在默示许可的。退而言之,如果双方存在上述约定,海天学校未在一个月内作出使用回复的行为通常也应解释为违反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侵权行为。
  以上分析表明,本案的性质实际属于合同纠纷,海天学校须承担未向熙川公司支付价款的违约责任。本案审理期间,本院曾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告知熙川公司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提起合同之诉,但其明确表示坚持侵权的诉讼请求,因此,其基于海天学校侵犯其著作权而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熙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二千九百一十元,原告北京熙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二千九百一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宋鱼水
                           代理审判员 宋 莹
                           人民陪审员 张 敏
                           二00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 颖

 


                         

                                               私企老总状告清华大学培训班质量不佳败诉
                         
                                                                   记者 郭薇灿 文峰                来源:《法制周报》


  核心提示:沈阳一家私企老总于博,因不满清华大学培训班的“质量低”,将清华告上法庭,北京海淀法院日前一审判决这位老总败诉。虽然这起官司的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但名校借其名声大办培训班的风气和做法,却受到了质疑。

  2009年1月26日,大年初一,状告清华大学的于博,收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法院判决他一审败诉。

  于博是博宇有色金属炉料连锁贸易集团的董事长,2008年1月,于博报名并缴款3.7万元,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第28期“总裁班”的一名学员。但后来于博发现培训班诸多问题,并将清华告上法庭。一时间于博成为全国备受关注的名人。

  2月4日,于博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他会向北京市一中院上诉,并召开专家研讨会等,目的是让继续教育事业能够健康发展。

  总裁班管理混乱

  收到败诉通知书后的于博,远比想象中要乐观得多。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于博用他那浓厚的东北话,幽默地叙述着他的观点,不时还夹带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于博把状告清华大学总裁培训班一事比喻成看病就医,他说,“我告清华只是让大家知道这种现象的病状,名校商业模式的运作是它的病因,那么下一步关键就在于配药,要让继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下去,就看怎么去治病了。”

  尽管名校总裁班如今已是多如牛毛,然而企业老总状告清华总裁班却还是头一遭。事情还得追溯到一年前。

  2008年1月17日,于博报名并缴款3.7万元,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第28期“总裁班”的一名学员。开班后,于博等学员发现,原来看到的招生广告中承诺的包括林毅夫、郎咸平在内的10多名国内颇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均未到场授课,而且还存在着教师整体素质不佳、原定60人的小班“增肥”为170人的大班、教学组织管理混乱、授课时间严重不足等问题。

  5月16日,在与学院方面口头沟通无效的情况下,该班推选于博等4名同学为代表,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交涉,并提交了书面的维权纪要。(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陈肖庚代表学院正式答复学员,承认该班在教学组织管理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包括“按照招生承诺安排授课内容”等 6条整改措施。但于博等学员发现,整改后的“总裁班”教学质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距离他们的期望相去甚远。

  10月10日,于博以个人名义,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华大学“按照招生广告承诺安排教学内容,在媒体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10万元”,12月1日下午,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于博起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

  学院将培训班外包?

  清华大学方面在12月2日首次对此事及时发表了声明,声明称,学院认为“招生广告凡经继续教育学院审批通过的,从未列作过主讲专家名单,也从未作出具体主讲专家的承诺”。 声明还称,针对此前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有关学院将该项目“承包”给个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一内容实际上并未在起诉书中出现。作为“开放式”办学的一种改革措施,学院认为“所举办的部分教育培训项目有一些合作单位,合作单位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合作均经过严格的审核”,合作单位并未参与到教学质量的管理中,因为“所有培训项目的教学质量均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背后的矛盾又不得不让人深思和质疑,于博告诉记者,开庭时他向法院提交5份公证书,公证书对一些涉及到10多位名师的网站广告进行了公证。但是,“清华大学代理人否认了这5份公证书证明的事实”。而这些网站提供的招生收款的银行账号都是清华大学的账号。而且,在庭审后的当天下午,这些网站都已经把有关招生广告的内容进行了删除。

  提到被学院否认的研修班承包给个人的问题,于博回忆了当时的过程,“当学员代表与学院进行交涉时,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院长助理陈肖庚、金融培训中心主任秦宝波向学员代表解释说,他们把这个‘总裁班’项目外包给张中朝个人了,张中朝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没有聘请好的教师进行授课。之后,陈肖庚代表继续教育学院向学员们道歉,并宣读了一份书面答复,承诺将重新聘请学界和业界有影响力的师资为学员授课。陈肖庚还称,学院已将‘总裁班’管理权从张中朝手中收回,交由该院金融培训中心主任秦宝波直接监管”。

  “名校”培训班受质疑

  近年来,名校总裁班办得如火如荼。其中,有大学院校利用MBA师资开办的,也有培训公司邀请知名教授学者组织的;有总裁战略培训班,也有总裁执行课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但总裁班是否名副其实,是否真如宣传那么好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曾经在清华大学总裁班就读的一位学生张欣。张欣是河北一川胶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3月报名清华大学总裁班,当时学费为19800元,学期为一年,每两个月上三天课程,一个班总共有90多位学生,记者初略估算一下,总课程也就不到20天课。

  一位培训业内人士透露,高额利润是这里面的主要动因。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收90人的总裁班,每人收2万元学费,总共上20天左右课,平均下来每天学校收取的学费就是近9万元,但讲师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平均每天4万都不到。

  对于近1000元一天的课程,张欣不避讳地告诉记者,报名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学习,希望能在多余的时间来充实自己,接受最新的经营理论及案例,其次,选择这种总裁班的学员,大多数是全国大型国企或是民营企业的老总,或者是地方官员,一般算是比较成功的人士,借此也可以结交一些生意上的朋友。“这本身也是培训班的一个卖点。”

  据张欣介绍,虽然是在清华大学校内上课,但是上课的老师大多数是集中在北京的专家及老师,并不是清华的师资。(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张欣透露,这个培训班尽管是挂着清华大学的招牌,实际上是属于私人承包的,“承包者是清华大学的员工还是老师就不好说了,只是挂靠清华大学而已。”

  名校培训班“外包”之弊

  利用名校的牌子,将具体的教学外包给企业进行商业经营,这种学校和企业进行利益分成的培训模式,究竟是好是坏呢?

  《法制周报》就此采访了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教授王嘉毅。对于目前全国总裁班现象,王校长认为,名校办培训班本身是个好事,“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有着本身的资源,如优秀的师资和较高的教学质量等,这就可以利用大学本身的优势来服务社会。但现在却普遍存在著名大学的继续教育利用名校的牌子,而将具体的教学任务外包给企业或者是个人,进行利益分成的培训模式。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完全按商业化操作,培训班也好,再教育也好,学校应该要注重发挥优势资源服务,而不能以赚钱的目的,名校的培训一定要跟本校教育一样,要珍惜自己的声誉。

  总裁班学费高、课时少,如果是真的请了名家,像有些学校可以请到目前国内知名、优秀的企业总裁,经济学界的知名人士,让他们来指导和交流经验和理念,这都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名副其实请到了名家,那就是一种欺诈行为,现在很多培训班就是只要能招到学生就行,因此,这种外包现象的操作,大学本身也要严格控制,要结合自己的优势和联合的好处办好培训班,不能完全商业化,只为获取利益,失去教育的本身意义。应该发挥大学的优势资源,结合经济效益,做高端的培训。

  “名校把品牌外包,让他人利用这个品牌办学。承包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名校的牌子,培训的质量无法保证,最终受损的还是名校本身。不是教学质量的问题,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于博告诉记者,他已经做好了向北京市一中院上诉、再告清华的准备。

                    


                                       清华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的看点
 
 
                                                                  记者 王逸吟 来源:光明日报
 

  牛年正月初一收到的一纸败诉判决,让备受社会关注的于博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有了初步结果,也让本案原告、沈阳博宇有色金属炉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博过了一个郁闷的春节。

  2008年1月初,于博报名参加第28期清华大学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的学习,并交纳了3万多元学费。在上了3次课之后,于博认为
:授课内容与宣传严重不符,尤其是承诺的十多名知名专家学者一个没来,无法保证教学质量。2008年10月,于博以虚假招生宣传为由,将清华大学诉至北京海淀法院,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培训合同,并赔偿其损失10万元。

  2008年12月1日,海淀法院对此案开庭审理。一个多月后的2009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彼时于博本人正在沈阳,未能到庭。1月26日,于博收到了邮递过来的判决书。判决书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故驳回其诉讼请求。

  “对这个结果我们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于博的代理人、北京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邬宏威告诉记者。收到判决结果后,邬宏威和于博便开始准备上诉。而最新的进展是,于博本人已将上诉状寄到法院。

“虚假宣传”之争

  本案审理中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进行了虚假招生宣传。

  对于虚假招生的争议,首先集中于招生简章的来源。于博提交的多份公证书显示,在“神州企业管理培训网”、“企业网景网”、“中国管理资源网”等网站页面上均有“清华大学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的招生信息,介绍了第29期课程班的项目背景、招生对象、课程设置、曾经授课教师的名单、报名流程等。

  于博还提交了从“中国管理资源网”下载的该研修班的宣传资料及招生简章,上面有研修班主讲专家列表,于博称该表中的12名专家至今未给28期研修班授课。于博还称,招生简章中还承诺“老师最优,如果同学认为有更好的老师,这个班会请这位更好的老师重新讲授。”由此,他认为被告存在虚假宣传。

  而被告辩称,于博提交的招生简章是从与清华大学无关的网站上所下载,“这些网站从未与清华大学就上述研修班签订过任何协议,上述网站中的宣传,不能视为清华大学的招生承诺。”清华大学也提交了从其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下载的第28期研修班的招生简章,上面并没有主讲专家名单,也没有重新授课的承诺。

  “你要起诉一个人的具体行为,就要找到这个行为的直接依据。”清华大学的代理人、清华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他现在找的证据都是什么教学服务网、公司,都是拉生意的,没有一件来自清华大学的官方网站。那些公司这么写,那是他们的问题。怎么能说清华大学做了虚假宣传?”

  对于虚假招生的争议,还集中于银号账号上。原告代理人邬宏威告诉记者:“我们提交的证据表明,这些招生网站最终是把招生的学费收入汇入清华大学的账户。没有合作、不存在利益关系的话,谁会无偿帮人家做广告招生?”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账户是公开的,通过合法的途径可以获得。”陈建民反驳说。她认为,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广告中写上清华继续教育学院的账号,但是我们核对了广告上的联系人电话,没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按照正常的逻辑,学生必须在报名并且初审合格后才能正式被通知交费,于博的申请也是这样做的,他绝不可能是直接向广告中的账号付钱后才报名的。

  最终,法院采纳了清华大学的意见。判决书认定,于博提交的招生宣传资料都不是出自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正式网站,在未经清华大学授权的情况下,这些资料不能视为清华大学自身对外公开进行的宣传和承诺。而且,清华大学否认与这些招生网站有合作关系,于博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无法认定清华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虚假宣传。

高校培训迷途

  “决定上诉之后,我们开始重新组织材料,认真准备。”电话那端,邬宏威的语气非常平静。该案的最终结果还有待时日才能揭晓,但社会各界对于高等院校办继续教育的思索,一直都在进行。

  作为清华大学代理人的陈建民同时也是一位大学教师,她向记者坦言:“实事求是地讲,现在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继续教育的义务,对继续教育应该怎样管理,是整个教育界要思考的问题。”

  “继续教育”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几十年来取得了蓬勃的发展。随着“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被大众认可,高等学校在继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总裁研修班”、“CEO班”这些高端培训项目更是成为了热门中的热门。

  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一直是全国继续教育领域的翘楚。1985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立,不仅是全国首家继续教育学院,而且被认为是“我国继续教育正规化办学起步和发展的一个标志。”2000年,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协会成立,作为其日常办事机构的秘书处也设在清华大学。而来自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仅2007年在该校参加面授培训的人数就达5.9万人次。

  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尽管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公民参与职业培训的规定,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但这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特别是对于高校举办的继续教育项目,在法人结构、组织形式、运行原则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

  由于缺乏规范,一个学校一个做法,办培训班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问题,有的甚至成为以盈利为目标的生意。“很多人参加这类培训就是为了放松一下,多结识一些人,只是于博比较较真。”邬宏威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认为,从长远来看,“研究型大学办高端培训是一种趋势,应该做,也必须做。这些培训项目应该怎样规范,需要逐步探索。”

  “首先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办培训不能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不能完全市场化;同时在招生上、师资配置上都要加强管理,维护学校的声誉。”文东茅提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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